简论“中国翻译研究需科学理论创新”

中国翻译研究界的诸多人士十分重视有关西方翻译理论知识的学习，但这样一种倾向很可能掩盖另一种倾向--忽视理论创新。中国翻译学术期刊上的大多数理论论文都是作者对西方理论的个人解释，有些甚至是一些抓取对方一鳞半爪的“读后感”或“赞美辞”。总之，基本“模式”（“套路”）是“西方理论+中国解读（汉语例解）”。

还有一种倾向是标新立异。科学的标新立异当然是可贵的、值得提倡的，因为它具有创造性，又经得起论证。可惜，中国翻译界的很多标新立异根本经不起论证。此类貌似标新立异，实则大有可以商榷之处的所谓创新，这些不仅在翻译学界，在其它科学领域也屡见不鲜。翻译公司笔者在这里提出几点有关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供大家商讨：

第一，翻译理论创新不能有悖于以往年代的“历练”，并为世人所公认的本学科基本概念、基本常识、基本原理、基本通则、基本规范等等，也就是说，翻译理论的创新要立意于继承与发扬。当然，你可以到处“解构”、到处“消解”、到处“造反”，甚至把整个学科推倒，但你必须经得起充分的科学论证，能拿出你所掌握的充分的“科学新发现的铁证”来。

第二，所谓经得起科学论证（Scientific Verification），指经得起科学的概念分析、逻辑推理（推论）分析、差异辨析分析、正反验证分析以及历史辩证分析、互文参照分析、实战验证分析。而且，这种种分析都应该避免“一孔之见”或“一家之言”。

第三，翻译学是人文科学，应该具有充足的人文性，不必也不能用自然科学和数理逻辑来论证。这里，根本原因是“人文概念根本上是不能量化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定量分析在人文领域基本上是行不通的。

第四，翻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翻译学理论万变不离其宗，都应该指向（lead to）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可以很抽象，很思辨、很“纯”，但归根结底，都应该为翻译的高效率、高品质服务。我们可以预见，即便将来发展出一门“翻译哲学”（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这门哲学也必然是指向翻译实践的。德国学者说过一句话，翻译成英语是：Translation studies is born for translation（翻译研究的天职就是为了翻译）。此话真可谓是一语中的！

自古以来，华夏人杰地灵。然而，我们的翻译界只要消除了偏见，掌握了新知，就一定会在新的征途上复兴。其实，许多国家的翻译界更是渴望读到我们精辟绝妙的中国典籍和现代文化精品。在此，中国翻译界和翻译研究界恭逢其盛，肩负着一种责无旁贷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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